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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山西煤矿投资，让曾经风光无限的温州“炒煤团”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舆论又将其推到了公众面前，一时之间，满城风雨。
“炒煤团”的聚集地水头却很平静。水头是搭股投资山西煤矿人数最多的镇之一，这个总人口不过10万左右的温州南部小镇，9月底刚刚作为经济“复苏样本”上了中央台的经济半小时，如今因为“炒煤”风波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上温州的论坛，在“平阳水头吧”里，关于这次投资失利，有水头人留言说，“水头人会很快找到其他的路子的”，“其他路子”是什么路子？从煤矿中抽身的温州人又会将视线转向哪里？目标会是杭州楼市吗？
投资房地产不确定性更高，等资金宽松了再考虑。”
——山西一煤矿温州股东说。
投资山西煤矿的钱
感兴趣的还是矿
11月22日，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新开了一家鞋店。这是水头很平常一个周末，有人开张，有人歇业，做生意的做生意，上学的上学，那场山西煤炭整合风波，似乎离他们很远。
“影响生活倒还不至于，只是最近心情很差，没人愿意提煤矿的事儿。”温州人刘元搭股了山西一个煤矿，投入的20万元能不能拿回来，暂时仍没有消息。但在刘元看来，投资总有赚有亏，这很正常，只是因为“温州人”的身份，让他们的这次投资动作被太多人关注。“我们家大概投资了十几个项目，只要有一个成功，就能把钱都赚回来，亏一两个算什么呢？”
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调研浙商在外投资矿产情况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族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保守估计仅温州平阳县就有300亿资金投在煤矿上。有人担心，这笔资金在山西铩羽而归，如果转头杀入楼市，对目前的高房价无异于火上浇油。但，这或许只是我们多想了。
如刘元所说，大多数投资山西煤矿的温州人都不愿多谈，他们推托说，“等(钱)拿回来，拿回来再说”。拿回来以后，他们打算做什么？“山西是肯定不会再去了，新疆、贵州那边都有人来接洽，希望我们过去投资，可能还是搞煤矿吧。”同时搭股了八九个煤矿的陈辛说。会投资房地产吗？“房地产的市场不确定性更高，暂时不会考虑，等资金宽松一点再说吧。”
最初是做实业产出的利润流入楼市，现在则是投资实业的资金转入楼市。”
——温州某购房团带头人。
温州炒房团
依然看好杭州楼市
“炒房团”与“炒煤团”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
王祖权，1999年就开始买房子，一开始只是想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却意外地赚了钱。“炒房赚钱太容易了，只要看准了地段，什么也不用做，利润就一倍一倍地往上翻。”做实业起家的他，虽然早已身价不菲，可一分一厘赚的都是辛苦钱，何曾见过这样的赚法。“很难让人不动心。”
话虽这么说，但直到2008年之前，王都没有放弃实业，这给了他人生第一桶金，更给了他白手起家的成就感，从情感上他无法舍弃。
但现在，他的企业生产规模只有原来的20%左右，大部分精力和财力转到了房地产上。为什么不索性停产呢？“哈哈，因为面子上不好看。”王祖权坦率地说，2008年起身边的朋友不约而同地开始收缩生产规模，留着企业只为了名片上那个“抬头”。“总不能自我介绍说是房产投资专业户吧！”
“市场还没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好了如果大跌该怎么办，所以没有产业支撑的区域我们是绝对不会去投资的。浙江省内我只看好杭州，别的城市就算价格便宜我也不去。”或许是做实业的关系，王祖权的视野很宽，对杭州楼盘如数家珍，分析板块的视角非常独特，理智、果断而且挑剔，与印象中的温州“太太购房团”完全不同。他买东方郡的时候，其单价还没过万，他买金基晓庐的时候，钱江新城的房价还未上两万，他买东方红街的时候，还是一期的开盘价。
现在王的购房团成员有继续增加吗？“有，很少有人能抵挡投资房地产的高利润诱惑。”他解释说，最初是做实业产出的利润流入楼市，现在则是投资实业的资金转入楼市。
“做房地产，我们一直很低调。”
——温州某知名企业副总。
温州知名制造企业多涉入房产
前几天，王祖权很紧张，他一直在关注奥巴马访华的新闻，直到价值200多亿人民币的上海迪斯尼主题公园合同签订。“经过这次金融危机我怕了！”他说，他相信这张合同将暂时缓解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什么时候人民币开始对外升值，什么时候就该抛出手里的房产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这么认为。
事实上，不仅是中小企业的资金在流入楼市，很多在行业内有头有脸的温州大企业也早已觊觎投资房地产的高利润，只是他们的投资路线不同。“其实我们5年前就开始投资房地产了，只是因为一直非常低调，很多人并不知道。”温州某企业副总私下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名下同时操作着三个房地产项目，但其中两个从未正式对外宣布。
这家企业不仅是温州当地的龙头，在全国同类企业中也足以跻身前十。成立超过20年一直埋头制造业，为何突然“捞过界”？“会有人嫌钱多吗？再说，有制造业培植起来的品牌知名度，我们做房地产有比其他企业更多的便利。”他说，常常是地方政府带着项目找上门来请他们去投资的，有土地、有优惠政策，还有当地温州人的人脉关系，这样的投资风险很小。“我们更偏向投资二、三级城市，投资规模不大，不至于影响主业的根基，而效益甚至比主业还好。”
在温州，已经涉足房地产的知名企业有多少？他随口说了两个名字，果然耳熟能详，再深入，他不愿多说。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另一种说法：现在温州除了正泰集团仍在坚守制造业之外，几乎没有一家大企业与房地产毫无关系。
(文内涉及人物，因采访对象要求均为化名)
炒房很成功，老板很焦虑
与温州老板们聊天，他们大多显得很焦虑。
这种焦虑源自继续开拓或是守成的挣扎。改革开放30年，温州人是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受益最深的群体之一。最近几年，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温州人开始以小博大，很是赚了些钱，“炒房团”、“炒煤团”、“炒油团”……我们几乎搞不清楚，是温州人炒热了产业，还是因为产业本身够热才吸引了温州人，他们似乎个个都是“点石成金”的天才。
“我知道，房地产也好、煤矿、油田都好，这些都不是可持续发展产业，我们现在赚的都是子孙后代的钱，其实，我更看好农业，那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一位温州老板说。那么为什么不去投资农业，而去炒房呢？“投资农业太苦了，吃、住、生活都在农村，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吃这样的苦。”
自开始炒房，这几年温州人从中获得的收益可能是过去二十几年的总和，可高收益下他们也有自己的困惑。“做房地产就像吸毒，尝过它的味道，很少有人能抵挡它的再次诱惑”，这句话，在房地产界很流行，温州人感同身受。“传统制造业平均利润是很透明的，高低不过5%~8%，不是担心货源，就是担心销路，老外还总动不动就来个‘反倾销’，如果我随便买套房都能赚50%甚至更高，为什么还要活得那么累？”几乎每一个从实业中“隐退”的温州人都在这么问。钱来得太快、太容易，让人迷失方向。
这种焦虑源自对未来的迷茫。“我儿子，我绝不让他做老板！”一位温州老板说，做老板太苦、太累，他自己吃过苦，不希望孩子再吃苦，所以孩子还没上高中他已经时常在“教育”他，未来只有三条路：进机关、进国企、进外企，没有第四条路。“到时候给他几套房子，安稳地工作干着，房子收收租金，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他一脸向往的神情。
采访中，很多温州老板笑着说起，下次约采访不必再赶去温州，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把家搬到杭州，或者正准备搬到杭州。杭州环境好、教育资源好，生活配套好，在他们看来，杭州比温州更适合养老，也更适合孩子成长。“让他可以好好读书。”他们说。好好读书之后呢？进机关、进国企、进外企，依然没有第四条路？孩子会服从父辈的这种安排吗？
不差钱的温州人见惯了炒房的高收益后，还是以前吃苦耐劳、敢拼能闯的温州人吗？他们真打算让后辈们靠着杭州的房租过一生？于是，我也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