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两会浙江代表团的热门话题之一。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时强调，期望浙江“根据经济转型发展给社会建设带来的新情况，继续强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
早在此之前，虽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的显著成效已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同样面临着压力。
值得欣慰的是，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除了技术创新，劳资和谐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竞争力，正越来越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大省，浙江拥有大量本地和外来“蓝领”，如今，在长期的摸索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纷纷开始念起了“和”经，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期望实现劳资双方的合作共赢。
念“和”经
种种迹象显示，作为一个加工型、外向型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省份，劳资关系已然成为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近年来，随着浙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等的转变，劳动力市场出现“供大于求”与“用工荒”反复甚至并存的局面，劳资关系也从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相互合作转向了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捉摸不定之间，人们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当前浙江的劳动关系和谐度究竟如何？
对此，浙江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长征的回答是，浙江的劳动关系和谐度位居全国前列。近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他还透露了一个数据，即2010年，浙江劳动纠纷案件比2009年下降了11%。
关于这一点，务工者小刘则有着更直观、真切的感受。
作为圣奥集团的一线员工，他目前的工资是3000元，除此之外，企业还提供“五险”、学历、工龄、误餐、住房等各项补贴。去年开始，小刘住上了企业提供的职工宿舍，里面空调、电视、衣柜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更重要的是，宿舍还配备了健身房、阅览室，连业余生活问题都一并得到了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不光在物质上，还需要更多精神福利。”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王丽娜表示。针对员工大部分是外地年轻人的特点，公司在人才管理上奉行“真心、细心、耐心”原则，不仅使他们有更多的平台展现自我，连饮食起居、生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人身安全等也都进行了全盘考虑。
而事实上，类似的例子如今在浙江民营企业中并不少见。
“由于大多是本土化资本构成，浙江民营企业家草根性的特点使他们具有纯朴本质和和谐意识，经营理念更希望长期扎根、长远发展，这也使得重视劳动关系和谐度在企业有了内生需求。”对此，金长征分析。
导报记者了解到，自2006年开始，浙江就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工业园区)活动，迄今已有15万家企业、145个工业园区开展了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而在此期间，更是创造了诸多可圈可点的创新经验。
比如，发端于温岭的工资集体协商制。时至今日，一种“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正初步形成：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订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在义乌，由当地工会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工会维权的专职机构——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独创性地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运作、部门配合、多方参与”的社会化维权新模式，更已在全省各地进行推广。
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话题
只不过，尽管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的显著成效已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曾经针对浙江劳资关系进行过多次调研，结果显示，受大环境以及自身理念、要素等制约，当前浙江劳资关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比如农民工低工资、工作时间较长、劳动环境不好、社会权益保障落实不到位，等等。
以薪酬和劳动时间为例。“浙江农民工月工资在1500元以下的占30%左右，2000元以下的占40%，2500元以下的占80%左右，1000元以下的还有10%左右。并且，每天工作时间是9.8个小时，每周工作6.5天，几乎没有休息。此外，农民工权益保障也没有到位，劳资纠纷也时有发生。”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表示。
而接下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他认为，更多的劳资矛盾将愈发凸现出来。
“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浙江不可能脱离大环境独自发展。”杨建华说。而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社会变革的新转型时期，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到瓶颈期。在这个瓶颈期内，劳资矛盾的凸显更显必然。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锋，浙江也率先体会到了这种纷繁复杂的发展困扰。
导报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浙江制造业的竞争力主要依赖于劳动者的低工资优势，然而，随着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一边是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一边是劳动者必须要求更高的工资来对抗通胀，劳资矛盾似乎一触即发。
“所以，不能把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看作是救急的短期行为，而应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建设长抓不懈。”对于问题的紧迫性，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深有感触。在他看来，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的动力结构也要从要素投入推动转为创新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和处理劳动关系，也要首先转变观念。
企业“领衔”
如今，在不少学者们看来，随着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缓解劳资矛盾无异于“走钢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哪一方应该扮演最关键的角色？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研究所所长陈诗达的答案是：企业。
这一点，也得到杨建华的认同。
“劳资双方资强劳弱，劳方发出再多的声音，如果资方不改变原来的不合理状态也无济于事，所以企业应承担更多责任。”杨建华说，“而作为一个好的雇主，就应该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共同体和学校。”
然而，诚如现实和理想之间总会有差距，对于目前不少民营企业而言，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虽有想为劳动者创造一个友善环境的心，却无奈缺乏这样的能力。
对此，杨建华认为，这就要求企业首先获得一种长期赢利能力，比如，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创新工艺等使产品更有竞争力，与此同时，更要形成共同体的理念。“即使面临困难，也要让员工参与决策，共同讨论，清醒认识到只有依靠全体员工的努力才能渡过难关”。
而作为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提供更多的保障。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在这方面，浙江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尝试，比如养老保险，对非公企业实行“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特殊办法，让更多非公企业劳动者享受到“退休金”；又比如在全国率先实施工资支付保证金、欠薪应急周转金、农民工记工考勤卡“两金一卡”制度，保证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等等。
如果说，当前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的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那么，劳资矛盾的凸显正好给这个发展“节点”施加了外部压力。而此时此刻，谋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浙江，这种压力也正发挥着“倒逼”效应，从这个角度上说，先行者所有的尝试也都具有了别样的标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