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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经济版图中，国有企业、大型民企起着砥柱作用，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就像是人体的毛细血管，见微知著，生生不息。浙江的中小企业，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发改委资料显示，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0%，它们使用20%的金融资源，却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60%的出口，贡献了50%的税收，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眼下，浙江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实业领域资金链紧绷、融资成本高、原材料涨价、用工荒，等等。但这些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
现场目击温州鹿城区政府联络员为企业“一对一”解困
1000万互保贷款，就这样打开“死结”
这是一则旧闻，写出来，因为有新意。
信泰集团老板一出走，与信泰互保的温州鹿城区一家企业立即陷入了困境，10月8日，正是该企业为信泰担保的其中一笔1000万贷款马上到期。
“1000万仅是个开头，我们为信泰担保的贷款还有多笔。信泰出事后，一方面，作为为信泰担保的企业，就要为信泰还贷，另一方面，信泰为我的企业担保的资金，也需要重新寻找担保企业，同时，企业自身的一些贷款也要到期，三方面的资金总共达到8000多万，如果要企业一下拿出那么多钱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国庆一过，这家企业主为此非常焦虑。
如果这次没处理好，资金链一断裂，企业肯定因此倒闭。
10月6日，企业主后来听说温州市政府有个联络组，能帮忙联系银行，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联络组。
联络组的工作人员一接到电话，首先联系了1000万的贷款银行——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的相关负责人也很为难地和联络组商量，因为该企业的欠款不止农业银行一家，其中还有另外5家银行也牵涉其中，如果单是农业银行帮助该企业解决1000万的贷款问题，其他银行如果没有解决，那么企业估计照样运转不了，那么农业银行解决的1000万就是打了水漂。
如果要解决问题，就需要6家银行同时协商解决。
联络组了解情况后，立即通知银行和企业的相关代表在第二天召开协调会。
10月7日，由联络组作为中间人，银行和企业进行了协商。
“因为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作为中间人，让你们双方坐下来，商谈这家企业即将到期的贷款问题。”联络组工作人员的开场白。
“公司现在还款有困难吗？”联络组的人问。
企业主皱着眉头表示：“有很大困难。现在企业是银行认为的风险比较大的企业，一般情况下，肯定要收回贷款。这次农行收回1000万，接下来还有几千万的贷款同时要收回，那么企业肯定存活不了，希望这次协商是可以作为案例一样，为下面的贷款的解决开个好头。”
企业主又说：“还钱，应该的，但是要让我们慢慢还，毕竟有很大部分是信泰的债务。”
“你们银行觉得，这个钱怎么还呢？怎么才能让企业喘口气呢？”联络组的人问。
农行代表：“要么这1000万，现在转到你们公司账上，算是银行给你们公司增加的贷款信用额度，你们可以继续用这笔钱。转贷后，你们和信泰就成了债权人的关系。”
“完全可行，但是这贷款宽限的期限只有几个月，估计企业还是有困难，在时间上看能不能放长一点？”企业主和银行商量。
联络组的人说：“银行愿意转贷，为有风险的企业增加信用额度，说明是退了一步。同时企业也愿意承担责任，说明也有信用。既然双方有了好的开头，希望银行能再让一步。”
“3年或5年内还清，时间够长了吧。我们会向总部申请的。”农行代表表示。
“这完全可以。”企业主舒了口气。
10月8日，企业与农行成功处理了到期贷款1000万元，近期双方还将对其余的尚未到期贷款形成化解风险总体框架协议。
10月9日，联络组再次主动召开协调会，将该企业有关联的6家银行代表全部请到位。
企业主主动将自己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一一向银行代表说明。
“你们都看到了，这家企业是有实力的，只是因为信泰的关系，暂时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解决，农行已经带了好头，把1000万的贷款处理好了，如果没有你们其它5家银行的帮助，企业还是难维持的。”联络组表示。
“我们可以向总部申请继续授信，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处理。”兴业银行代表说了这备话后，几家银行代表都表示不会急忙收回贷款。
资金问题解决了，这两天，企业正常运转，让企业主欣慰的是，信泰老板胡福林也回来了。“信泰重组，我们的债务会减少很多，最难的时间熬过去了。”企业主感到欣慰。
新闻背景
为解决温州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温州政府坚定地做起了“中间人”，为银行和企业搭建协商平台，协助做好双方的融资对接。温州市政府派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5个联络组工作已全面展开，积极为遇到风险的企业“一对一”解困，并已为一些企业解决实际遇到的贷款难题。
温州中小企业抗击“寒流”备忘录
没有人知道9月22日那个下午，胡福林离开温州登上去美国飞机时的心情。在那天之前，这个48岁的企业家，是大型民营企业浙江信泰集团的董事长，算是温州城里风光一时的人物。
即便如此，胡福林仍然无法填补十数亿的资金窟窿。在银行、担保公司、供应商无数个电话催款后，胡福林最终选择了跑路，黄鹤一去不复返。
吊诡的是，真有黄鹤其人，系温州江南皮革的董事长。清明节前后，“黄跑跑”失踪，至今未见人影，据说他欠下巨额赌债，至少有数千万元。今年不少温州老板都做了“黄鹤”。此人的失踪，让民间借贷“多米诺骨牌”渐倒现象正式进入了媒体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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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温州学者马津龙和记者聊天中谈到，温州经济的活力，由强大的营销网络、不知疲倦的制造业、更高周转效率的民间借贷体系三架马车支撑。若民间金融不开放、传统制造业利润进一步摊薄，垄断行业迟迟不对民企开放，温州民资定将步入低谷乃至深渊。此预言，终在辛卯年一语成谶！
眼下中国经济大环境挤压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过多的货币使投资收益远超过实体赢利，只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无投资渠道、身处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就难以脱困。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援引了一个例子，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透露，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一年辛苦到头利润不足百万，而太太在上海投资十套房，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通胀导致资源价格上升与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上升，下游企业不堪重负，在向上游资源行业延伸时遭遇天花板；后者导致实体企业缺乏定价权，再加上人民币汇率急升，很多做实业的利润率在5%的警戒线以下，勉强维持。有的企业家凭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和良心坚持着，因为他一撤退，意味着数百乃至上千名的员工失去饭碗。
浙江省改革和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表示，中小企业面临的利润空间低、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使得它们往往格外脆弱，有人形象地概括为“中小企业病”。 “尤其是去年以来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资金的使用成本大幅提高，这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的打击，相当于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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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由来以久，曾经有人惊呼“高利贷猛于虎”。问题是，始终没有人要把民间金融这只“老虎”给驯服，任由它野蛮生长，直到局面失控。
在叶檀看来，高利贷不仅仅是人性贪婪的缩影，更是中国重要资源配置失灵的表现。
高利贷融资与官方平价融资并存，印证中国存在融资价格双轨制，不同的企业承担不同融资成本。以温州民企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天然处于高位，这固然有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风险高，监管成本高，导致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一面，更是中小企业与民间金融深受歧视的必然结果。
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迄今未建立针对民企的风险筛选与监管体制，民营企业表面上受到礼遇，实则处处掣肘，与中小企业相配套的民间金融从未获得立锥之地。小额贷款公司存款受限，村镇银行大股东受限，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在严厉的约束下无所作为，在货币紧缩之时，往往成为高利贷者的“帮凶”。
“高利贷盛行，显示实体经济与金融管制的双重困境。解决困境有两种思路，或者向左转，以更计划的体制、更严厉的管制刹住高利贷之风；或者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推进，放松行业管制、价格管制，达到资金高效、自由流动的目标。后一条路才是疏通血脉的治本之术。”叶檀表示。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他提到了要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温家宝也表示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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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份“温州老板胜利大逃亡名单”的帖子在网络疯传，很多人认为我省将会有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但在浙江省改革和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看来，这个说法言过其实。
“尽管目前资金问题比较严重，民间借贷风险值得警惕，但我们认为我省中小企业还远未到资金链全线断裂的地步。”卓勇良表示，目前“跑路”企业主绝大部分集中在温州，企业倒闭大部分是市场大浪淘沙的结果，不应过分忧虑。
“小企业的未来是没法预知的，因为它代表着未来，它是大企业的摇篮，想当年美国苹果就是在车库里诞生的。”卓勇良表示，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点，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摇篮、就业的大水库，民富的主源泉，创业的主阵地。”卓勇良认为，不能因个别企业主“跑路”而扼杀了广大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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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前后，省委、省政府连续召开各类会议，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国庆期间在浙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出台有关做好金融服务、规范民间借贷、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一揽子举措。
这一揽子举措中，有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切实加大中小企业帮扶力度，也提到要加快地方金融改革创新，争取通过3~5年的努力，把浙江打造成为“中小企业投融资先行区”和“民间资本投资高地”，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金投资难的“两难”问题。
卓勇良等研究浙江经济、温州模式的专家乐见高层暖风频吹。他认为，温州中小企业值得救，也可以救回仍有市场活力的部分企业。他有以下判断：
一方面，上半年我省工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增速为23.5%，远未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水平(100%以上)，也低于过去十年同期平均水平(27.9%)。
另一方面，“跑路”企业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扩张过快，风险管理不善，如温州波特曼咖啡分别经营中餐、西餐、快餐以及橄榄油等多个行业，并短期内连续开办数十家快餐店，信泰集团是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但却进入“红海一片”的光伏产业；二是多数企业有炒楼、放贷等投机行为，4月至9月温州共有30个“跑路”老板，其中27家企业与民间借贷有关，如温州铁通电器债务多数来自民间借贷，但企业却将大部分资金用于炒楼和对外放贷；三是主要集中在制鞋、餐饮、电器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30家“跑路”企业中，皮鞋皮革业11家、电器制造业5家、餐饮业2家、眼镜业1家。
仿佛是在为这番话作衬托，信泰集团胡福林在得到政府“不逼债”的承诺之后，踏上回国之路，10月9日出现在了温州。他的回来，也被视为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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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年宏观大环境来看，中国经济通胀与过剩并存的特质不适宜民企生存。
“对于诚实的实体经济从业者而言，目前是一段凄风苦雨的阴暗时期，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这一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本承担者。”叶檀为温州、为广大中小企业发出了呐喊——
温州的振兴，必然意味着中国市场化的推进。10月3日到4日，温家宝总理对于温州中小企业的借贷危机，提出从税负和融资两方面来解决，对浙江省、温州市两级政府提出的创建中小企业投融资先行区的建议，给予正面回应。希望这是温州民间金融走向前台的开始，是第二次市场化改革在温州当地的破冰之旅。
高利贷非温州独有，已在中国大江南北四处开花。这显示，资源的错误配置在全国弥漫，金融改革、税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并非温州一地之事，而是中国市场化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