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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庞大的召唤浙商回乡投资的工程今年开始强力推行。已连续十年GDP增速持续下滑的浙江，去年GDP增速更是沦落至全国倒数前三，低于全国平均9.2%的增速。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开始急召万亿浙资回援，希望以此为疲软的GDP增速注入强心剂。2006年即已肇始的“浙商回归”工程，今年起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升级成为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
引浙商回归力度前所未有
在GDP增速连续下滑的背景下，浙江将自救希望寄托于省外和海外的庞大浙商群体。以民营经济执全国牛耳的浙江，有着极活跃的商人群体，浙商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容小觑。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目前浙商在省外和海外约有760万人之多，投资总规模超3万亿元。在浙江官员的设计中，省外、海外浙商尚能带着资本、技术、人才回援浙江，将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劲引擎，或能扭转GDP增速的下滑态势。
今年以来，在外浙商明显感觉到浙江省政府前所未有的引资努力。现居美国纽约的浙江商人余晓滨，循例每年回乡省亲。往年，他会请当地的地方官员餐叙。“那时候他们肯来已是给我大面子了，不过，这两年形势颠倒，他们开始做东。尤其是今年春节，宴请频繁。醉翁之意当然不在酒，他们希望我们这些浙商能够增加在家乡的投资。”
另一位现居山西太原的浙商邱振也有同感。他已经从春节被“轰炸”到现在，“我已经头晕了。天天都有座谈会、研讨会、招商会，还有领导干部接见会，外加形形色色的宴请。政府还拿出项目，供我们挑选。盛情难却，在宁波，我已经口头答应了投资几个项目。”
2006年即已启动的“浙商回归”工程，今年确实呈现远超以往的力度。据浙江省政府经合办主任姚少平介绍，“浙商回归”的引进工作已经成为2012年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
为推动这项工程，浙江省各级政府为回归企业制定了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即规定对于浙商回归在浙江省设立地区总部的，经有关部门认定，给予一次性奖励；对于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土地资源的缺乏被认为是投资浙江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此次浙江省也想方设法对此缓解，比如省政府确定的战略型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浙江省重大浙商回归项目，由当地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待项目工地手续完成后，浙江省给予一定的指标奖励。对浙商创业创新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的市、县(市、区)政府，给予适当用地指标奖励。这些在浙江历史上几无先例。
浙江省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回归引进”的领导小组，由浙江省委副书记李强担任，下辖浙江省内20多个省直部门，直接与“浙商回归”工程对接。并且在29家省外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内设立“浙江省浙商回归和引进工作联络办公室”，将对驻外商会的负责人进行打分考核。省内各级官员的政绩也与引进浙商资金的成绩挂钩。“这在浙江省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姚少平称。
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政商互动的氛围，也明显异于往年。据了解，本次浙江省“两会”上，省政协首次邀请了张国芳、徐群、徐文忠等8位省外浙江商会会长列席会议。而在春节前的一次历年来最大的省外浙商商会会长座谈会上，除了29个外省市浙商商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参会外，浙江省领导及各个省直单位的官员也齐齐到场。在春节后召开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大会、世界温州商人大会上，主题均为“引领浙商回归”。
从上到下已开始行动。3.15日，《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宁波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宁波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获得通过，宁波市正式拉开“浙商回归”行动的大幕。宁波市象山县政府于近日组团到上海举办推介会，希望在长三角地区的象山籍商人能够回家乡投资。
浙江嘉兴市更是走在前列。3月21日上午，在上海举行的2012嘉兴市浙商创业创新洽谈会暨服务业发展推介会上，嘉兴市与海内外浙商、服务业客商签约项目达21个，总投资额达到407亿元，签约投资额创造了历史之最。
“浙江的基础就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民间商会，这也是浙江的最大优势。浙江只能自己救自己，充分把这三篇文章做好，就能解决浙江的问题。”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
不过，尽管浙江省“瞄准”的仍是民营资本，但浙江政府此次采用强力行政手段，却颇异于以往对民营经济基本“无为而治”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对GDP的严重焦虑，效果如何也有待观察。
然而，一些官员打出的“感情牌”，却让部分浙商不太受用。余晓滨告诉时代周报，有次，当他婉言拒绝了某个商会提出的一个投资项目的时候，对方半开玩笑地诘问他，“你到底还爱不爱家乡？”“把爱不爱家乡和投不投资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地方主义、功利主义的爱乡观。我每年回乡省亲，在家乡的海边走走，抒发些情感，再到祖先的墓上烧烧纸，请亲友们聚聚，这就是我的爱乡观。我希望地方政府不要给我们太多的压力，否则真不敢回来了。”余晓滨说。
而将引进浙商资金与政绩挂钩，也让一些官员的言行不甚得体。“有一个官员就跟我说过，你这次一定要帮忙，否则我的乌纱帽可能就保不住了。我觉得，有关方面是不是对GDP过分痴迷了。有时候，GDP增速下降并非灾难。我推荐浙江官员看一本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出路》，德国经济学家认为一味地追求GDP增长，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灾难，比如生态问题，资源的过分消耗，还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余晓滨说。
据余晓滨观察，最近一段时间，浙江媒体狂轰滥炸，大幅渲染浙资回援。“对这种一哄而上的做法，我表示谨慎的怀疑。我认为，经济还是应该由市场主导，靠行政手段是不行的。许多浙商朋友都有这个疑虑，现在以行政手段给你的东西，很可能将来会被行政手段剥夺。生硬扶持的项目，很可能没有生命力。”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也告诉时代周报，“浙商回归这个概念可能是比较理想化的东西。资本是逐利的，要让资本回流，从情感上作一些动员，恐怕是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效果的。资本要回来，首先要有项目，而这种项目必须是有技术含量，有产业高度，能够在新的成本结构条件下具有收益能力的。”
“关键是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能不能让回流的资本增值。传统制造业显然不能，必须要有新的产业，比如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所以重要的是要考虑在地区分工的条件下，浙江下一步产业的方向在哪里。如果市场没有机会的话，感情牌是没用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也对时代周报表示。
去年开始启动的舟山群岛新区和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区两个国家级经济区的建设，显然是浙商回归的大好平台。“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点’，这个‘点’具体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和市场，应该进一步研究，研究透了，才会有新的吸引力。”芮明杰称。
周德文也表示：“政府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切实制定有利浙商回归的政策，政策、法律无非是利益的博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二是要搭建一些为浙商服务的平台，对浙商回归中遇到的困难，能切实帮他解决。三是靓女先嫁，要拿出一些能让浙商得到切实利益的项目，浙商才会形成回来投资的热潮。”
“市场第一，政策第二，感情第三。”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会长徐伟春明确表示。
“短平快”投资观念待转变
在不少浙商的投资观念中，“短平快”项目是优先考虑的方向。徐伟春即表示：“我们希望能有短期回报的项目。现在地产已经完了，炒房、炒矿、高利贷也不行了。我们也在寻求适合自己，有利润的项目。”
甘肃浙江商会的副会长蔡冠平也告诉记者：“在选择项目上，我们希望那种短平快的项目，比如城市综合体之类的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做企业的话，浙江在土地、人工这些资源上并不占优势，还要购买设备、开拓市场，做实业太累太不容易了。”
日前，甘肃浙商商会会长张国芳决定把一个占地63亩，集购物、休闲、商务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落户杭州市江干区。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对此表示理解：“寻求短平快的项目是企业的客观需求。新项目的引进再生产成本很高，有个培育期。这对一些企业来说是比较难熬的。在浙江发展实业经济不容易，但这也提供了一次洗牌的机会，只有那些附加值高的项目才能生存下来。”
然而，在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看来，浙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追求“短平快”造成的。“浙商的经营模式，在海外也好，省外也好，和在浙江本地很类似，很多是混合经营的，在实业之外，有很多的资产投机。并没有一个扎实基础，像跨国企业一样有研发，有品牌，回来以后可以给出高工资的。浙江要反思，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困局？十年前，浙商还有搞实业的倾向，后来全去炒房地产、搞金融了。政府也创造了一种环境，误导了商人，合力把地皮价格炒高，短平快赚钱，最终引导经济走向泡沫。”
“发展实业、发展品牌是很慢的，心不能急，要给企业时间去长大。娃哈哈不就是这么出来的吗？如果浙江一直踏踏实实做实业，肯定还会保持经济的增速。如果说浙江是资源小省，那德国、日本也是，这不是借口。浙江现在的人均产值跟英国、德国、日本相比还是很低，只要企业向他们看齐，做日本、德国人在做的事情，企业肯定会升级。升级是市场自己进化的过程，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增值，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绝对不能引导企业短平快赚钱，而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缺少技术工人，就去开办一些技校，培养人才。政府应该去做这个。”谢国忠对时代周报表示。
在浙商研究会周晓林博士看来，此次“浙商回归”工程，肯定会带来资金回流。“这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要好好利用，扎扎实实搞实业。这些实业必须是不同于以往，要有更高附加值的实业。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只有长久的积淀才有可能实现升级换代的目标。”
张晖明则建议，有雄厚资本力量的浙江，可以在全社会的生产组织方面下点工夫。“比如从生产基地、物流配送，到销售渠道的整合，从而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最终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本效率。今天中国的产业组织是很碎片化的，在地区之间、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上，都是碎片化的。浙江可以凭借资本的力量，来组织社会生产力。这也是一个向上提升的过程。”
显然，沉下心，转观念，才能不枉费浙资回援的努力，也是真正冲破发展瓶颈、实现“腾笼换鸟”的必由之路。
